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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主筆室】政府將於八月中旬召開會議調升明年的基本工資，我國如今基本工資月薪已達23,100元，時薪亦達150元，如若本次順利調升，這將是蔡總統任內第四次的調升，這樣的調升雖有助於領基本工資者，但卻無助於絕大多數薪資不高者，所得分配並不會因此獲得衡平的改善。我們以過去五年（2014∼2018）的資料觀察，這五年總計調升了三次的基本工資，依薪資中位數報告及去年工總估計，受惠者只有七十萬人，加計部分工時者（時薪調升亦受惠）總共約一百萬人。然而，經此連年調升，除了一百萬人受惠，那些月薪（經常性薪資）不到四萬元者的上班族裡，仍有高達四百萬人依舊聞風未動，連年的基本工資的調升並未產生「比價效應」而澤及國人。依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推計，近五年（2014∼2018）除兩百萬名經理、主管及專業人員、一百萬名受惠於基本工資者月薪成長逾一成，其餘成長有限，估計五年來月薪依舊停滯，甚或下滑者仍逾四百萬人。例如總數達122萬人的事務支援人員（資料輸入人員、接待人員、總機人員等），去年他們月薪平均3.4萬，五年只成長4.3％，其中仍有部份服務於製造業、服務業的事務支援人員月薪不升反降。再如，總數223萬人的技藝及設備操作員（各類維修、機械操作、美編、印刷、組裝人員）平均而言，去年月薪也只有3.2萬，五年增幅也只有5.4％，其中任職於營造業、專業服務業者更呈現負成長。又如總數50萬人的基層勞工（清潔人員、廚房幫忙、勞力工、收票員等），他們的工資只略高於基本工資，達2.6萬元，五年來也只小增6.2％，而任職於營造業及若干製造業的基層勞工，月薪反呈下滑。還有，莫以為逾百萬名助理專業人員（各業技術員、會計人員、專業秘書等）月薪不錯，成長率也不錯，事實上任職於專業服務業、教育服務業、醫療保健業及半數製造業者的月薪平均也只有3.5萬，五年來薪資停滯，甚至下滑者也不在少數。這些資料告訴我們，台灣受僱於企業的八百萬名上班族（不含政府部門），真受惠於基本工資調升者為數不多，尤其月薪高於基本工資而不及四萬元者，仍有高達四百萬人並未享有「比價效應」而提高收入，反之，為數不少的人還呈下滑，欲以調升基本工資來改善所得分配，只怕是力有未逮。更令人憂心的是，當景氣趨緩之際而硬要調升基本工資，非但無法改善各階層的收入，反而會導致就業機會的減少。韓國近年由於基本工資調幅過大，失業率扶搖直上，如今已是四小龍失業率最高的國家。過去韓國失業率一向低於我國，隨著最低工資連年大幅調升，去年失業率超越我國，今年上半年更升至4.3％，遠高於我國的3.7％。這說明政府調升基本工資必須審時度勢，當景氣不佳仍執意要調升基本工資，雖可嘉惠少數人，但這可能要以更多工作機會的消失為代價，尤其近兩年正值中美貿易摩擦加劇，全球景氣走疲，在企業獲利減緩下，政府堅持要調升基本工資，企業只好以減少人力來降低成本，失業率從而上揚，民怨因而升高，執政者費盡心力，得之於此，失之於彼，豈是善策？今年我國經濟已在保二邊緣，而國發會每月公布的景氣燈號更長達八年未亮紅燈，尤有甚者近十個月連綠燈都消失了，所亮者盡是藍燈、黃藍燈。試想，這樣的景氣如何能支撐連續四年的基本工資調升，而一旦支撐不了，那麼我們豈不是要重蹈南韓的覆轍？屆時失業率升逾4％、5％都是有可能的事。我們並非反對調升基本工資，惟調升與否仍應以景氣、經濟成長、通膨率及一般勞工的薪資增幅為依據，而非以政治情緒決定。以近三年（2016∼2018）而言，我國經濟成長年年低於全球，經常性薪資成長5.8％，物價升高3.4％，而同期間基本工資月薪、時薪升幅卻高達15％、25％，基本工資升幅已然偏高，若明年還要繼續調升，這看似嘉惠勞工的政策，恐就要以大量工作消失為代價，總統選舉之際而讓失業率月月創新高，當局應不樂見才是。亞當斯密在《國富論》曾以專章論及勞動工資，他認為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方，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，不過工資最後能否調升仍取決於一國的資本與所得能否持續成長，後者如未增加，前者決不可能增加，他表示：「只有一個社會進入進步的狀態，才能讓社會的任何階級都愉快而溫暖。」顯見，若總體經濟上不去，再多的干預也是枉然。我們肯定近年政府在改善所得分配上的努力，惟調升基本工資終非萬靈丹，也非衡平的重分配政策，須知，如今景氣已連續十個月亮不出綠燈，如此慘淡的景氣，是否適宜再調升基本工資，府院當局宜多加深思。